在20世纪的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宋庆龄。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国家名誉主席，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举世闻名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是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培养出这样一位杰出的东方女性呢？

宋庆龄出生于一个富足的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母都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父亲宋耀如心中有个宏愿——努力把子女培养成为中国的林肯、华盛顿。他曾多次对别人说：“只要一百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四百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为天下先。”

母亲倪桂珍也有一种观点：“养不教，父之过，也是母之过。”她深深懂得教育的重要性。

为此，夫妻二人制订了现代型“斯巴达-基督教”教育模式，以训练孩子具有意志力和仁爱之心。

“沐于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就是训练中的一项。大女儿稍大一点儿时，宋耀如就领着她去淋冰凉的春雨。

有一次，正当父女二人在雨中冷得发抖时，宋耀如猛地感觉身旁多了个绵软的小身子，低头一看，发现原来是年仅4岁的庆龄。小庆龄的身上也已经淋得能挤出水来。倪桂珍远远地见此情景，又是心疼又是惊喜地喊道：“我的好宝贝，妈妈还以为你胆小，其实你最勇敢！”

从那以后，就连徒步野外这样的苦事，父亲也让庆龄参加。而庆龄呢，即使走得再艰难、再辛苦，也会坚持到底。

在训练自制力和忍耐力方面，宋耀如采用了“忍饥挨饿”的方法。他常常和两个女儿一起默默地做祷告，以抵御食欲的诱惑。每当这个时候，庆龄总是微笑着，神态安详自若。多年之后，她参与反袁护法斗争，经历广州陈炯明叛变之险，独自忍受孙中山先生逝世带来的剧痛，胸有万丈狂澜犹能处变不惊，举止从容。这种沉静和大度，大概就缘于幼时这种“斯巴达”式的训练吧。

宋氏夫妇是虔诚的基督徒，严格按照“十戒”的标准生活，也这样要求孩子们，禁止他们饮酒和赌博。倪桂珍常常告诫孩子们：做人要诚实不欺，要有远大志向，要勤劳。

宋家的生活虽然富足、衣食不缺，宋耀如却喜欢在自家的菜园里种些蔬菜，不怕脏、累。他说：“上帝教我们勤劳，勤劳者才有饭吃。”这表现出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尊重，给孩子们以良好的影响。

宋氏夫妇也注意向孩子们传授知识，培养他们各方面的兴趣和能力。宋耀如经常绘声绘色地给孩子们讲述自己的传奇经历，以开阔他们的眼界，或用中、英两种语言，为他们朗读有趣的童话故事。孩子们入学以前，他从美国买来大量幼儿读物，夫妇二人轮流教他们读、写。

同时，夫妇俩很重视提高孩子们的中文水平：每天上午请一位英国女教师教他们英语和拉丁语；下午请一位中国教师教他们古典文学。宋耀如常说：“学英文是为了睁开眼睛看世界，是为了留学长知识、学本领，再来报效祖国。而报效祖国需要用中文，所以，中文一定要更好！”孩子们在父亲的耐心引导和严格督促下，学习很认真，而且全都写得一手好字。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父母必读》的刊名，就出自宋庆龄之手。

1898年，宋耀如和长女宋霭龄一起创办了属于宋家的《上海儿童报》，主要内容由几个子女自己创作、自己用打字机打出，可以自由发挥。父亲宋耀如则是他们的朋友、读者和印刷工。这份报纸一直办到最小的子良、子安进入中学才停刊。孩子们在这种富有创造性的活动中，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

宋庆龄在美国读书期间，是校刊编辑部和哈里斯文学社的秘书，先后发表过《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等文章，文采飞扬，且有不少警策之语。这种文字功底即得益于童年时受到的家庭训练。

宋氏夫妇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同时，他们认为教育应当是社会的。宋耀如认为不仅要让孩子们进学校读书、过集体生活，还要让他们见识社会。他经常带着孩子们去参观印刷厂、面粉厂、香烟厂和纺织厂，还带着他们乘坐黄包车，让他们见识社会的阴暗面。

宋氏家教为孩子们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宋氏姐弟因此具备了多方面出众的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