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时从师学习，8岁学为文，9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梁启超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他教育他的孩子们必须爱国。爱国，就像一颗种子，他把它种在每个孩子的心里……而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又不是守旧的、固步自封的，他深知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知识是旧中国最需要的。他让孩子们像海绵一样吸收国外最好的知识。为了让孩子们最大化地吸收知识，他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让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专业方向，这些专业方向又是当时中国最需要的。到国外的孩子们又像牵在他手中的风筝，当祖国需要之时，他就把他们拉回来为国效力。

梁家所有的孩子没有一人留在国外，无论当时的中国是战火连天还是贫穷困苦。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梁启超是那么地爱国，他心里没有“小我”，他让每个孩子都志存高远，从小就把责任放在心里。

孩子在国外学习期间，梁启超对孩子们的引导和教育都是通过信件往来实现的。

梁启超对儿女的教育问题的确是有安排的。女儿思庄入大学两年后，该选专业了，父亲的信也到了：“……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以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需粗重的工作，于女孩子极为合宜，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处可以采集试验，容易有新发明。截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你来做一个‘先登者’不好吗？”他的子女多为学有所长的学者专家，富有爱国心和责任心，却没有走做官的道路，这也与梁启超的教诲有关：“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这也是他的切身体会吧。

为了提高、充实孩子们的国学、史学基本知识，他请了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先生来给孩子们做家庭教师。据梁思达回忆，课程为：国学方面：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的一些诗篇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有的还要背诵。每周或半月写一篇短文。史学方面：从古代到清末，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书法方面：每天要临摹隶书碑帖拓片（张猛龙），写大楷两三张。

虽然子女们均在国外学习先进的知识，但是梁启超从未放弃过对他们进行国学教育，让孩子们不要忘记自己的传统文化，并在学成归来后报效自己的国家。梁启超将爱国的种子深深种进了孩子们的心里。